喜剧片制霸中国电影排行榜
中国喜剧电影做到了观众的最低层级的要求，中国当代流行文化输出、电影工业化生产、大众社交和美学趣味的平衡位，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然而中国电影变化也太快，如同盛夏的雷阵雨，永远难以猜测哪个闪电能带来大雨。...
毫无疑问，站在2016年春天回望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绝对是一片笑声，在“新常态”经济转型期异常鲜明，喜剧片制霸中国电影排行榜，其口红效应显著。华语电影全年票房270，亿仅仅喜剧片前十强的票房便接近一百亿，已然呈现出绝对垄断的态势。非常难得的是，《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十亿档喜剧电影的导演们，在公映之前，只有徐峥具有全国性影响力，许诚毅和胡巴、沈腾和开心麻花、大鹏和这一版中年危机的孙悟空，基本上都是观众勇于做“自来水”才成为“大众意义上的名人”，他们的成名之路与此前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迥然不同，市场强烈拥抱能够给观众提供新意的电影人，尤其是本土化的喜剧，能够与观众进行有效的交流，呼应他们在艰难时刻或安适岁月或努力奋斗的精神生活。
自从1997年冯小刚将贺岁片从香港引入内地电影市场以来，喜剧电影就成为最具有辨识的类型片，观众与喜剧片之间“甲方乙方”的关系至今才相对规整的建立起来。经过二十年的成长，内地喜剧电影也成为华语电影创作的重心，最具活力、性价比最高，资本与观众相得益彰。与《英雄》为代表的大投资、古装动作片相比，以中小成本换来更高票房，最关键的是社会评价与圈内口碑也不差于那些所谓的“大片”，“崇高”的缺失、荒芜的剧情逻辑、文武戏的别扭嫁接、特别是自上而下的宣讲式的三观配置，导致华语大片多数只有表面的大而无当，缺乏与观众对话的基础，更多是导演和编剧自以为是、向壁虚构的自我神话。《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喜剧电影，即便“卑之无甚高论”，却在通俗美学层面上平视观众的需要，呼应他们对于电影作为快速消费品的诉求，中国喜剧电影做到了观众的最低层级的要求，中国当代流行文化输出、电影工业化生产、大众社交和美学趣味的平衡位，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然而中国电影变化也太快，如同盛夏的雷阵雨，永远难以猜测哪个闪电能带来大雨。
贺岁片来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内地观众对于香港喜剧片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周星驰、周润发、成龙、徐克、王晶等香港电影人，也在内地迎来电影生涯的最后辉煌期，“双周一成”和他们的幕后大佬，对于内地电影人来说，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尽管有些时过境迁也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一二。通过对比香港和内地两个喜剧电影的黄金时期，我们发现正是由于现代经济文明的巨大进步带来的多元化视野，成功的中产还是奋斗的草根，都需要在电影院里将自我融合在更为广阔的集体愉悦里。一方面，是由于喜剧符合当下观众释放生活压力、寻求审美愉悦的观影需求，因此可以四两拨千斤，成为目前国产电影中最能与好莱坞抗衡的一种类型，从《捉妖记》到《美人鱼》说明不只是抗衡，更是票房超越和领先的唯一类型，法国、意大利等非英语电影国家一再证明，只有本土风俗的喜剧片才能横扫好莱坞大片；另一方面，喜剧电影创作出现代际更替，如沈腾、大鹏的新式东北/东北喜剧，徐铮、宁浩的都市喜剧等，新兴喜剧创作力量层出不穷，从好莱坞回归、舞台剧、电视节目、网络视频节目、二次元亚文化等等来源多样化，代表了蓬勃但未有足够省察的喜剧文化。即便是周星驰和王晶等香港电影人的最新喜剧片，也是扎根于内地文化的最新诠释，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赏体验，即便这体验远远称不上完美，甚至有时候还可能有尴尬症发作，目前市场上非常罕见诸如黄建新、陈可辛等审慎的反讽、摩登的导演风格，也缺乏陈佩斯、周星驰级别的明星，但是技术、情怀、演技、故事和票房，单项都不再是阻碍。
从深层次讲，中国喜剧电影持续火爆、市场表现变化万千，正折射了人民群众观影需求日益高涨与国产电影品质仍有待提高之间的矛盾。《夏洛特烦恼》、《煎饼侠》等影片虽然讲“明白”了故事，拉动了市场票房，艺术探索和思想内涵方面却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捉妖记》虽然说从《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古籍中寻找妖文化，然而“胡巴”等大小妖怪却更多是西方模样，另外电影也将传统的“饮食”充分暗黑化，其中以“食材”的欢欣鼓舞片段很不适合少儿观众。《港囧》与《夏洛特烦恼》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同题作文，都是中年男人对于逝去的岁月和当前的生活进行反思，尽管以喜剧的通俗剧展开对照，也在相当程度上模式化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当然发现并“珍惜眼前人”的结局符合主流价值观包括心灵鸡汤的暗示，侧写的是当前时代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的心灵深处的自我怀疑。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万万没想到：西游篇》、《一万年以后》、《十万个冷笑话》等等，都是以二次元文化对于中国最为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以及林林总总的记忆碎片的反馈，大约相当于1990年代初期周星驰、刘镇伟、李力持、王晶、黄百鸣、徐克等香港电影人对于日本文化、好莱坞电影以及中国传统、香港现代经济文明的刺激之下做出的反应，解构并重构日常生活中接受或者说经验过的文化讯息，以后现代喜剧来对现实生活进行有力或无力的反讽、嘲谑，最终是肯定个人在生活中的意义，《滚蛋吧！肿瘤君》便是2010年代之前不能想象的内地电影。最大的区别在于，内地导演们手法还不够娴熟，而想象力也还有待提高，与生活的和解、鼓励或自我催眠，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孟庆雷 房留祥）
毫无疑问，站在2016年春天回望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绝对是一片笑声，在“新常态”经济转型期异常鲜明，喜剧片制霸中国电影排行榜，其口红效应显著。华语电影全年票房270，亿仅仅喜剧片前十强的票房便接近一百亿，已然呈现出绝对垄断的态势。非常难得的是，《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十亿档喜剧电影的导演们，在公映之前，只有徐峥具有全国性影响力，许诚毅和胡巴、沈腾和开心麻花、大鹏和这一版中年危机的孙悟空，基本上都是观众勇于做“自来水”才成为“大众意义上的名人”，他们的成名之路与此前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迥然不同，市场强烈拥抱能够给观众提供新意的电影人，尤其是本土化的喜剧，能够与观众进行有效的交流，呼应他们在艰难时刻或安适岁月或努力奋斗的精神生活。
自从1997年冯小刚将贺岁片从香港引入内地电影市场以来，喜剧电影就成为最具有辨识的类型片，观众与喜剧片之间“甲方乙方”的关系至今才相对规整的建立起来。经过二十年的成长，内地喜剧电影也成为华语电影创作的重心，最具活力、性价比最高，资本与观众相得益彰。与《英雄》为代表的大投资、古装动作片相比，以中小成本换来更高票房，最关键的是社会评价与圈内口碑也不差于那些所谓的“大片”，“崇高”的缺失、荒芜的剧情逻辑、文武戏的别扭嫁接、特别是自上而下的宣讲式的三观配置，导致华语大片多数只有表面的大而无当，缺乏与观众对话的基础，更多是导演和编剧自以为是、向壁虚构的自我神话。《捉妖记》、《港囧》、《夏洛特烦恼》、《煎饼侠》、《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喜剧电影，即便“卑之无甚高论”，却在通俗美学层面上平视观众的需要，呼应他们对于电影作为快速消费品的诉求，中国喜剧电影做到了观众的最低层级的要求，中国当代流行文化输出、电影工业化生产、大众社交和美学趣味的平衡位，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然而中国电影变化也太快，如同盛夏的雷阵雨，永远难以猜测哪个闪电能带来大雨。
贺岁片来自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内地观众对于香港喜剧片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周星驰、周润发、成龙、徐克、王晶等香港电影人，也在内地迎来电影生涯的最后辉煌期，“双周一成”和他们的幕后大佬，对于内地电影人来说，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尽管有些时过境迁也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一二。通过对比香港和内地两个喜剧电影的黄金时期，我们发现正是由于现代经济文明的巨大进步带来的多元化视野，成功的中产还是奋斗的草根，都需要在电影院里将自我融合在更为广阔的集体愉悦里。一方面，是由于喜剧符合当下观众释放生活压力、寻求审美愉悦的观影需求，因此可以四两拨千斤，成为目前国产电影中最能与好莱坞抗衡的一种类型，从《捉妖记》到《美人鱼》说明不只是抗衡，更是票房超越和领先的唯一类型，法国、意大利等非英语电影国家一再证明，只有本土风俗的喜剧片才能横扫好莱坞大片；另一方面，喜剧电影创作出现代际更替，如沈腾、大鹏的新式东北/东北喜剧，徐铮、宁浩的都市喜剧等，新兴喜剧创作力量层出不穷，从好莱坞回归、舞台剧、电视节目、网络视频节目、二次元亚文化等等来源多样化，代表了蓬勃但未有足够省察的喜剧文化。即便是周星驰和王晶等香港电影人的最新喜剧片，也是扎根于内地文化的最新诠释，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赏体验，即便这体验远远称不上完美，甚至有时候还可能有尴尬症发作，目前市场上非常罕见诸如黄建新、陈可辛等审慎的反讽、摩登的导演风格，也缺乏陈佩斯、周星驰级别的明星，但是技术、情怀、演技、故事和票房，单项都不再是阻碍。
从深层次讲，中国喜剧电影持续火爆、市场表现变化万千，正折射了人民群众观影需求日益高涨与国产电影品质仍有待提高之间的矛盾。《夏洛特烦恼》、《煎饼侠》等影片虽然讲“明白”了故事，拉动了市场票房，艺术探索和思想内涵方面却存在较大上升空间。《捉妖记》虽然说从《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古籍中寻找妖文化，然而“胡巴”等大小妖怪却更多是西方模样，另外电影也将传统的“饮食”充分暗黑化，其中以“食材”的欢欣鼓舞片段很不适合少儿观众。《港囧》与《夏洛特烦恼》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同题作文，都是中年男人对于逝去的岁月和当前的生活进行反思，尽管以喜剧的通俗剧展开对照，也在相当程度上模式化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当然发现并“珍惜眼前人”的结局符合主流价值观包括心灵鸡汤的暗示，侧写的是当前时代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的心灵深处的自我怀疑。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万万没想到：西游篇》、《一万年以后》、《十万个冷笑话》等等，都是以二次元文化对于中国最为著名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以及林林总总的记忆碎片的反馈，大约相当于1990年代初期周星驰、刘镇伟、李力持、王晶、黄百鸣、徐克等香港电影人对于日本文化、好莱坞电影以及中国传统、香港现代经济文明的刺激之下做出的反应，解构并重构日常生活中接受或者说经验过的文化讯息，以后现代喜剧来对现实生活进行有力或无力的反讽、嘲谑，最终是肯定个人在生活中的意义，《滚蛋吧！肿瘤君》便是2010年代之前不能想象的内地电影。最大的区别在于，内地导演们手法还不够娴熟，而想象力也还有待提高，与生活的和解、鼓励或自我催眠，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孟庆雷 房留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