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的一点“苦心”
王教授的一点“苦心”王教授的一点“苦心”王财贵的方法论，究其根本，是把问题简单化。不了解王财贵的人会认为他失...
王财贵的方法论，究其根本，是把问题简单化。不了解王财贵的人会认为他失之简单。他是故意的。我是读了王财贵及读经界各位各种讲话发言文章实践总结几十万字，有到若干读经课堂听了若干次，又与王本人及弟子及读经一线教师聊数十小时又在自己身上实验体会后，方才明白他这点辛苦用心。
一一《教育家》主笔吴梅二十年前，王财贵教授冒天下之大不韪，首倡儿童读经，非议重重；二十年后，儿童读经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但围绕王教授的争议未见其减少，因为他现在不仅提倡读经，而且提倡“老实大量”读经。很多人习惯于用“二分法”评论王教授:“教授推动读经当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只读经是不行的。”
有时候，真觉得教授有点“迂”，推动读经那么多年了，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不讲些四平八稳的话，一来让人抓不住“把柄”，二来也显得自己宽大包容，偏提倡让人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的“老实大量”？可是，转念又想，难道教授不知道这些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用心和考虑，让他钟情于“老实大量”？
“老实大量”的意思有二:一，读真正的经，不读低度的经或假的经，而且只是读，不讲解；二，越大量越好，越熟越好。按照这一理论，十三岁之前的儿童，每天只要老老实实地诵读经典就好了，其他都不必做，至少不必太认真地去做。这当然是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教育怎么能这么简单呢？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对于一个与我们的普通经验大相迳庭的说法，是需要一点警觉的:要么是这种说法不对，持这种说法的人头脑太过糊涂；要么是这种说法对，普通人受蒙蔽太深而不能了解。“老实大量”读经属于哪一种呢？
“老实大量”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记忆力与理解力发展的不同规律。无论是中国古人自发的教育实践还是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都证明人在十三岁之前的学习以记忆为主，十三岁以后以理解为主。而且记忆力是随着年龄递减的，理解力是随着年龄递增的。记忆的黄金时期有限，一旦错过终生无法弥补，而理解是一辈子的事情，越早期越不必着急。对于儿童的教育，最重要、最迫切、最应该用心的着力点是记忆，是趁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让他尽可能多地吸收储藏人类文化精华，以供一辈子的理解和运用，而不必在意他现在是否理解。
这就是王财贵教授反复阐述的读经原理之一，中国古人也直观地意识到了并一直这样教孩子，但没有形成清晰系统的理论；西方古代也有朴素的读经传统，但由于近代以来科技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泛滥，他们的读经传统除了在宗教中有所保留外，也已经断绝。王教授把中国古代教育重视读经背诵的优秀传统理论化，在以理解为唯一标准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风靡全球的今天，重新重视记忆，重视读经背诵。这是王教授对教育的一个深刻洞见，迥异于时代潮流，但如果我们承认这确是人类学习成长的一条基本规律，就不能不承认“老实大量”读经，有它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但一百年来源自西方的世界教育潮流，却是以理解为标准，认为凡是儿童不能理解的，就没有用，就不应该教他，教了儿童就会痛苦。于是儿童读经就变成千夫所指的事情，被指为压抑残害儿童的凶手。经过王教授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宣导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经典的价值和儿童读经的合理性，不再对儿童读经抱有本能般的反感了。 但毕竟以理解为标准的现代教育已经流行世界一百年，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要清除头脑中现代教育思想的遗留，谈何容易。就是从事读经教育、国学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仍然会不自觉地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标准来评判取舍。
比如有人批评王教授让孩子直接读《论语》，而不是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其理由是从“三百千”开始是循序渐进，比较简单，孩子容易接受。这种见识还是以理解为标准，认为理解了孩子才能学得好。其实儿童的学习本来是以记忆为主，理解不理解对他是无所谓的。你带着他直接读《论语》，他也不会感到多么困难，因为他不过跟着念而已。教《论语》，只要不强求理解，孩子也不痛苦；教《三字经》，如果定要孩子理解，孩子也会痛苦。但先教《论语》还是先教《三字经》，其教育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论语》毕竟是经典而《三字经》不是。
又比如有人举古代私塾一面读经一面讲解为例批评王教授“老实读经”只读经不讲解。古代私塾教育论著中，确实有重视讲解的，但也有主张只读经的，而实际的私塾教学中，只读不讲更为普遍，讲解的还是少数。何况面对古人的说法，关键是我们怎么来评判取舍。这涉及到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思考，古人所说所做，合理的当然要借鉴，不合理的则不足为训。如果我们真的深明十三岁之前应该以记忆吸收为主，就不必汲汲于讲解，更不必拿古人的相关论述来责难“老实读经”。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其实非常庞杂，有相当的自发性、随意性、多样性，我们不能迷信，而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分辨。我们要把握古代私塾教育的大体和精华，它的大体和精华，只不过是读经，读真正的经，以读为主，而且要求严格。
其他从古代私塾教育出发对于“老实读经”的批评，也多与此类似。比如要不要吟诵，要不要属对习诗作文，要不要力行礼仪如《弟子规》等等。王教授并不反对这些，你可以在教学中适当融入，灵活操作，但如果你背离了儿童读经以记忆、吸收、酝酿为主轴的基本规律，追求理解、实用和表现，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而在以理解实用和快乐主义为导向的教育思想一统天下的今日，人们很容易滑向理解实用和肤浅的快乐主义。比如有的学堂大力推广吟诵，认为非吟诵不足以读经，不吟诵学生就不快乐，不仅以感情为主的诗词歌赋要吟诵，连以哲理为主的经书也要吟诵，认为不吟诵就不能体会文章的精髓。其实，吟诵虽有意义，但其意义并没有那么重大，而经书毕竟篇幅很长，吟诵起来速度缓慢，很多孩子因此完不成整本经书的背诵。又如有的学堂提前让孩子吟诗作文，乍看孩子颇有文采，家长也很喜欢，但聪明开得太早，孩子养成了理解的习惯，再让他老实读经就颇以为苦。又如有的学堂重视落实《弟子规》，天天在孩子言行举止上下功夫，一两年过去，一本《论语》还没有读完。这都是忘记了儿童学习成长的基本规律，忘记了经典的重要和记忆的重要，急于让孩子理解、应用、表现，虽然是出于借鉴古代私塾教学经验的良好愿望，却是不知不觉地向主流教育投降。
正是有见于此，王教授才极力提倡“老实读经”。因为经典的高明性和笼罩性，不能不读；而且读经的机会太难得了，稍纵即逝；读经的时间太有限了，蹉跎不起。在今天，一个孩子要能够读经，不仅父母态度要一致，还要得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赞同，家庭中有一点点干扰，社会上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孩子可能就读不了经。对这样一个穿越重重阻碍来到学堂全日读经的孩子，我们不该好好珍惜吗？我们不应该让他老老实实地把经读好吗？稍不留意，孩子读经的时光就蹉跎了，读经的机会就丧失了一一这个丧失是绝对的丧失，永不可再得！要理解运用，吟诗作文，落实德行，乃至琴棋书画，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都可以等待，都可以弥补，只有读经，不能等待，无法弥补，而且，只有现在把经读好了，其他的才能做得更好。因为读经必竟是“本”啊！这就只是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所以，王财贵教授反复强调的“老实大量”，是对教育基本规律的坚守，是方向的把握，是一个点醒，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经典的价值，不要忘记最适合儿童的学习方法是记忆，不要忘记儿童记忆的黄金时期非常短暂。它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期待的只是“尽其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现实条件，来做他所认为的“老实大量”。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了以经典为重、以读经为重这一基本方向和原则。这就是王财贵教授一一这位很多人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贵人”所念兹在兹的事，他的一点点“苦心”。如果我们都能体谅到他的这一份“苦心”，那么关于读经的困惑纷扰就会少一些吧。( 空山泠雨)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招生简章
王教授的一点“苦心”
王教授的一点“苦心”王财贵的方法论，究其根本，是把问题简单化。不了解王财贵的人会认为他失之简单。他是故意的。我是读了王财贵及读经界各位各种讲话发言文章实践总结几十万字，有到若干读经课堂听了若干次，又与王本人及弟子及读经一线教师聊数十小时又在自己身上实验体会后，方才明白他这点辛苦用心。
一一《教育家》主笔吴梅
有时候，真觉得教授有点“迂”，推动读经那么多年了，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不讲些四平八稳的话，一来让人抓不住“把柄”，二来也显得自己宽大包容，偏提倡让人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的“老实大量”？可是，转念又想，难道教授不知道这些吗？究竟是什么样的用心和考虑，让他钟情于“老实大量”？
“老实大量”的意思有二:一，读真正的经，不读低度的经或假的经，而且只是读，不讲解；二，越大量越好，越熟越好。按照这一理论，十三岁之前的儿童，每天只要老老实实地诵读经典就好了，其他都不必做，至少不必太认真地去做。这当然是一般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教育怎么能这么简单呢？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对于一个与我们的普通经验大相迳庭的说法，是需要一点警觉的:要么是这种说法不对，持这种说法的人头脑太过糊涂；要么是这种说法对，普通人受蒙蔽太深而不能了解。“老实大量”读经属于哪一种呢？
“老实大量”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记忆力与理解力发展的不同规律。无论是中国古人自发的教育实践还是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都证明人在十三岁之前的学习以记忆为主，十三岁以后以理解为主。而且记忆力是随着年龄递减的，理解力是随着年龄递增的。记忆的黄金时期有限，一旦错过终生无法弥补，而理解是一辈子的事情，越早期越不必着急。对于儿童的教育，最重要、最迫切、最应该用心的着力点是记忆，是趁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期，让他尽可能多地吸收储藏人类文化精华，以供一辈子的理解和运用，而不必在意他现在是否理解。
这就是王财贵教授反复阐述的读经原理之一，中国古人也直观地意识到了并一直这样教孩子，但没有形成清晰系统的理论；西方古代也有朴素的读经传统，但由于近代以来科技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泛滥，他们的读经传统除了在宗教中有所保留外，也已经断绝。王教授把中国古代教育重视读经背诵的优秀传统理论化，在以理解为唯一标准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风靡全球的今天，重新重视记忆，重视读经背诵。这是王教授对教育的一个深刻洞见，迥异于时代潮流，但如果我们承认这确是人类学习成长的一条基本规律，就不能不承认“老实大量”读经，有它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但一百年来源自西方的世界教育潮流，却是以理解为标准，认为凡是儿童不能理解的，就没有用，就不应该教他，教了儿童就会痛苦。于是儿童读经就变成千夫所指的事情，被指为压抑残害儿童的凶手。经过王教授多年来不遗余力的宣导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经典的价值和儿童读经的合理性，不再对儿童读经抱有本能般的反感了。 但毕竟以理解为标准的现代教育已经流行世界一百年，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要清除头脑中现代教育思想的遗留，谈何容易。就是从事读经教育、国学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人，仍然会不自觉地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标准来评判取舍。
比如有人批评王教授让孩子直接读《论语》，而不是从“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其理由是从“三百千”开始是循序渐进，比较简单，孩子容易接受。这种见识还是以理解为标准，认为理解了孩子才能学得好。其实儿童的学习本来是以记忆为主，理解不理解对他是无所谓的。你带着他直接读《论语》，他也不会感到多么困难，因为他不过跟着念而已。教《论语》，只要不强求理解，孩子也不痛苦；教《三字经》，如果定要孩子理解，孩子也会痛苦。但先教《论语》还是先教《三字经》，其教育意义却大不相同，因为《论语》毕竟是经典而《三字经》不是。
又比如有人举古代私塾一面读经一面讲解为例批评王教授“老实读经”只读经不讲解。古代私塾教育论著中，确实有重视讲解的，但也有主张只读经的，而实际的私塾教学中，只读不讲更为普遍，讲解的还是少数。何况面对古人的说法，关键是我们怎么来评判取舍。这涉及到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思考，古人所说所做，合理的当然要借鉴，不合理的则不足为训。如果我们真的深明十三岁之前应该以记忆吸收为主，就不必汲汲于讲解，更不必拿古人的相关论述来责难“老实读经”。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其实非常庞杂，有相当的自发性、随意性、多样性，我们不能迷信，而需要有一双慧眼来分辨。我们要把握古代私塾教育的大体和精华，它的大体和精华，只不过是读经，读真正的经，以读为主，而且要求严格。
其他从古代私塾教育出发对于“老实读经”的批评，也多与此类似。比如要不要吟诵，要不要属对习诗作文，要不要力行礼仪如《弟子规》等等。王教授并不反对这些，你可以在教学中适当融入，灵活操作，但如果你背离了儿童读经以记忆、吸收、酝酿为主轴的基本规律，追求理解、实用和表现，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正是有见于此，王教授才极力提倡“老实读经”。因为经典的高明性和笼罩性，不能不读；而且读经的机会太难得了，稍纵即逝；读经的时间太有限了，蹉跎不起。在今天，一个孩子要能够读经，不仅父母态度要一致，还要得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赞同，家庭中有一点点干扰，社会上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孩子可能就读不了经。对这样一个穿越重重阻碍来到学堂全日读经的孩子，我们不该好好珍惜吗？我们不应该让他老老实实地把经读好吗？稍不留意，孩子读经的时光就蹉跎了，读经的机会就丧失了一一这个丧失是绝对的丧失，永不可再得！要理解运用，吟诗作文，落实德行，乃至琴棋书画，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都可以等待，都可以弥补，只有读经，不能等待，无法弥补，而且，只有现在把经读好了，其他的才能做得更好。因为读经必竟是“本”啊！这就只是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所以，王财贵教授反复强调的“老实大量”，是对教育基本规律的坚守，是方向的把握，是一个点醒，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经典的价值，不要忘记最适合儿童的学习方法是记忆，不要忘记儿童记忆的黄金时期非常短暂。它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它期待的只是“尽其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和现实条件，来做他所认为的“老实大量”。但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了以经典为重、以读经为重这一基本方向和原则。这就是王财贵教授一一这位很多人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贵人”所念兹在兹的事，他的一点点“苦心”。如果我们都能体谅到他的这一份“苦心”，那么关于读经的困惑纷扰就会少一些吧。( 空山泠雨)
